认清“两面人”的“背面”-兰陵县纪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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认清“两面人”的“背面”

“两面人”,可谓古已有之。

五代后蜀的第二代皇帝孟昶,朱黄纷陈的锦绣文章写得十分漂亮。其中,倡导廉政的《令箴》尤为堂皇,“尔俸尔禄,民膏民脂;下民易虐,上天难欺”成为流传甚广的名句。各衙门皆刀剞斧凿,将之作为官箴刻碑立于堂前。

可正是这位皇帝,私底下却“多以奢侈以自娱,至于溺器,皆以七宝装之”。待赵匡胤灭其国时,见到那嵌镶有7种宝物的尿壶,亦振衣戟指:“所为如此,不亡何待?”

1900年庚子国变中,向来孱弱的慈禧居然有了一番激昂之语:要亡,也打一仗再亡。但八国联军尚未破城,她便现出了窝囊相,扮农妇仓惶西逃。不过,她没有忘记两件事:一是把珍妃推进井里,二是把自己的内帑银(私房钱)深藏起来。这笔钱,大约有黄金36万两、白银600万两。如此一笔巨资,竟藏得十分隐秘,八国联军挖地三尺也没找到。

慈禧懂得吸金纳银,却不知民间疾苦,逃亡时没有带足干粮,以致后来找到5个鸡蛋便“得之如拱璧”。更让人无语的是,她坐拥金山却无视江山——财政报告“饷源旱竭,市面艰窘异常”的字样,从未影响她敛财的贪婪与兴趣。事情的发展正如英国思想家怀特海所说:“悲剧的本质并不是不幸,而是事物无情活动的严肃性。”她死后3年爆发的辛亥革命,诠释着历史的无情。

中国古代向有尊儒轻商之说,《汉书·货殖传》大部分内容沿袭于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,唯独将导言换了。对比一读,思忖着大概是班固嫌司马迁把商业人物的地位放得过高了吧。其实,封建王朝的虚伪之处在于,轻商不假,但未必尊儒。所谓“挟官以凌商,挟商以蒙官”才是其真正面目。所以,大多数读书儒生往往困顿于“谋生自悔攻儒术,点检行囊鬻旧衣”的窘态之中。

《剑桥中国晚清史》这样评说当时的官僚:“喜欢搞官场的权术而不惜牺牲健全合理的商业经营方式。”清王朝没有(也不想有)“健全合理”的金融市场,遇到战争之类的突发情况,正是利用“官场权术”搂钱的最好时机。手段可以多样,最奇葩的就是大张旗鼓、明码实价地卖官。

一般情况下,被卖的还只是些虚职和候补之位,也包括学位文凭,史载“甲午开捐,举人二万金一名”,便是当时的“官价”。然而,到了急需钱或价码合适时,知州、知县之类的实职也可卖。所卖之数额更吓人——鸦片战争后10年,国家的财政赤字有46%靠卖官收入弥补。

历史学家有“累积式激进主义”的说法,意思是,每一个决定通常会导致之后更激进的决定。既然买卖官位已经“工具化”,官场的道德半径几乎为零,那么,更加“疯狂”的行为就难以控制。原先全国卖官是户部的特权,各省只能在本省卖。肉有肥瘦、民有贫富,谁都想到富庶之地去多卖个好价。于是,安徽的远涉至长沙来卖,山东河南的跑到甘肃陕西去买……

“非私不言公”,这是官场“两面人”最形象的画像。如果说卖官给国库确实增加了一点财政收入的话,那么,由此衍生的诸多腐败之风、丑陋之习,却加速了大清的病入膏肓,颓势如山倒。就连慈禧召见买官之人,看其“展示才能”后,也失望地长叹一声:功夫尽是假的,精壮的炮灰倒是真的……

亚里士多德说,金钱本无天生的罪恶,甚至是“衡量事物的标准”。历史研究从来都不缺少“当代性”的意义,从中不难发现,无论昨天还是今天,那些“两面人”的“背面”,都是何其相似。(作者:郑蜀炎  来源:解放军报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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